2025年7月11日-13日，第15届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APPLE）年会在日本神户盛大召开，汇聚亚太地区肝癌诊疗最新进展。大会期间，中日肝癌诊疗新范式高峰论坛于12日举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日本专家深入交流了肝细胞癌（HCC）一线联合治疗策略以及转化治疗最新进展。会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周俭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刘连新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李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黄志勇教授促膝长谈，汲取两场会议内容精髓，研讨中日肝癌诊疗互补之处，讨论肝癌联合治疗策略重要性，畅谈转化治疗发展前景，为未来肝癌治疗发展及临床实践指引方向。
编者按：2025年7月11日-13日，第15届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APPLE）年会在日本神户盛大召开，汇聚亚太地区肝癌诊疗最新进展。大会期间，中日肝癌诊疗新范式高峰论坛于12日举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日本专家深入交流了肝细胞癌（HCC）一线联合治疗策略以及转化治疗最新进展。会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周俭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刘连新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李强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黄志勇教授促膝长谈，汲取两场会议内容精髓，研讨中日肝癌诊疗互补之处，讨论肝癌联合治疗策略重要性，畅谈转化治疗发展前景，为未来肝癌治疗发展及临床实践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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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2025 APPLE年会盛大召开，中日肝癌诊疗新范式高峰论坛也同步举行。中日两国在HCC系统治疗、转化治疗领域存在哪些相互促进的方面？应如何建立长效协作机制？
樊嘉院士：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日本在肝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领先于我国，尤其是在早期肝癌防控方面更为出色。许多针对HCC的药物都是由日本牵头完成，包括仑伐替尼及其与TACE、HAIC、PD-1/PD-L1单抗等的联合策略也走在了世界前沿。日本学者善于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并将临床实践的患者积累成数据库，通过分析不断改进、优化治疗策略，这是日本的特点。
于我国而言，我国患者基数大，早期、中晚期患者绝对数量非常多。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研究中心、专家数量也非常多。中国的研究中心、学者与民族制药企业一起，开发了诸多创新性治疗方案。随着科研的不断进步，目前许多中国专家正在领衔国际或国内的多中心新药临床研究以及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广泛地影响了临床实践。如今，我们的设备、仪器、技术都步入了世界前列，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的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及临床研究也稳居前沿。
中国与日本在肝癌领域的交流非常密切、非常深入、毫无保留。为了给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们的合作不分国界。2025年，第15届APPLE年会如约而至，我们一如既往地分享、讨论先进的研究成果，互相学习、交流和借鉴。我相信，未来我们将加深交流与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02
《肿瘤瞭望》：作为APPLE成立与发展的见证者，作为APPLE现任主席，请谈谈十余年来，APPLE为助力亚太肝癌诊疗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未来APPLE将有哪些发展规划和举措？
周俭教授：非常高兴与大家在第15届APPLE年会再次相逢，共同见证亚太专家学者对肝癌领域的努力与贡献。首届APPLE年会于2010年在韩国召开，该会议举办的主要目的是为亚太地区具有丰富肝癌诊疗经验的专业人士提供交流互动平台，以期互相交流临床经验，引领临床研究发展，解决临床需求，谋划亚太地区肝癌诊疗规范。最初几届APPLE会议举办得相当成功。在此背景下，2013年，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The Asia-Pacific Primary Liver Cancer Expert Association）正式成立，确立了促进科学进步、推进亚太地区肝癌管理和教育发展的主要目的。
近年来，APPLE为促进亚太地区肝癌诊疗交流互进贡献了力量。我们在推进亚太地区肝癌诊疗规范化，促进不同会员单位更新指南、落实规范方面做出了贡献。十余年来，我们持续展示肝胆肿瘤的最新前沿进展，今年APPLE年会的主题是“多学科团队治疗肝癌的新时代”，希望能为大家带来新的启迪。APPLE学院设置了年度继续教育计划，组织并培养下一代青年人才，为亚太专家搭建了良好的学习平台。
在未来的发展规划方面：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扩大APPLE的成员规模，提升APPLE的影响力，为降低全球肝癌负担做贡献。目前APPLE的成员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美国部分地区，预计未来可能向中亚、西亚，乃至非洲、大洋洲发展。在中亚、西亚、非洲等地区，肥胖、脂肪肝相关肝癌越来越多，亟需关注。
再者，我们希望通过APPLE搭建大型科研数据库和平台，推动临床研究与真实世界的研究开展，尤其是促进国际临床研究的合作、交流和发展，为亚太乃至全球患者争取更多新的治疗策略。
其三，我们要推进指南共享。我国国家卫健委领衔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最新版修订工作已经进入中后期，即将问世。作为中国肝癌领域的行业标准，《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兼顾了中国地区经济、诊疗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未来我们将加强亚太指南的分享、交流工作，一方面为亚太欠发达地区提供诊疗规范，另一方面与国际指南交流互进，推进指导规范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发展。
其四，目前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大大丰富临床诊疗与研究的边界。在AI的发展与应用方面，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部分医院和科室已经将DeepSeek及类似软件作为医院管理、诊断和科研的重要工具。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总结技术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推向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03
《肿瘤瞭望》：中日肝癌诊疗新范式高峰论坛中，Kudo教授和孙惠川教授分享的HCC治疗新策略都侧重联合治疗，请谈谈为何联合治疗地位如此重要？对多学科建设与发展有怎样的启发？
刘连新教授：正如Kudo教授、孙惠川教授在会上所分享的，中日具有不同的治疗选择，但联合治疗已成为了一线优选策略，包括TKI联合免疫或双免疫联合治疗。此类优化策略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机制，快速增殖的肿瘤有许多新生的异常血管，多靶点TKI、VEGFR抗体等均可使血管正常化，与免疫治疗联合可为免疫细胞进入肿瘤组织提供助力。免疫治疗时代，双免疫联合策略中，CTLA-4单抗可作为启动剂，减轻PD-1带来的免疫抑制状态，而PD-1单抗则可改善免疫微环境，发挥更好的抗肿瘤作用。
如今，针对HCC，日本已有7种药物实现可及，而我国有十余种药物可供选择。在樊嘉院士的领导下，我们即将在2025年9月定稿中国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5）》，形成中国特色的联合治疗策略。科研步履不停，樊嘉院士正带领着我们在组合抗体、抗血管生成大分子单抗、改良的化疗方案等方面深入探索，必将为肝癌治疗带来更多选择，也将为世界肝癌治疗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我相信，随着我们对肝癌治疗经验的不断丰富，不同联合治疗策略必将助力实现肝癌治疗的个体化、精准化发展。
李强教授：肝癌主要治疗形式包括局部治疗、区域治疗和全身治疗。肝癌在手术、介入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1978年，日本学者山田（Yamada）教授提出TACE治疗；1993年意大利学者Rossi教授提出了射频消融。肝癌真正进入靶向治疗时代的标志是2007年索拉非尼问世，而免疫治疗在2017年才批准应用于临床，直至2020年靶免治疗才真正获批应用于肝癌患者。局部治疗、区域治疗和全身治疗的联合是在抗血管生成和改变免疫微环境的治疗策略下实现的。药物之间的联合、基于患者发病机制及生物学特性的分层，是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联合策略优化的重要途径，二者的进步将有效提升肝癌总体生存率。
我国中晚期肝癌患者比例高于日本，如靶免等联合治疗方案是针对该患者群体的重要策略。之所以针对肝癌的备选治疗方案较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尚未找到真正的分层方法和最佳的治疗方案，只得在临床试验与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归纳。我国肝癌的发病机制与日本也不同，日本患者多伴HCV感染，中国患者则伴HBV感染，部分临床研究在全球人群得出阴性结果却在中国人群得到阳性结果可能与之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肝癌发病机制也会改变。目前日本已有超过40%的肝癌患者与肝炎无关，而是由代谢性疾病所致。随着我国对乙肝控制效果的提升，我国肝癌患者的发病机制也会改变。在樊嘉院士的带领下，我们将基于新的发病机制展开更多联合治疗探索，以提高患者5年的生存率和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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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当前HCC一线联合治疗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优化方向？LEAP-012为之带来了哪些改变？
黄志勇教授：近年来随着肝癌系统治疗的突破，我们陆续推出了靶免治疗、双免疫联合治疗等多种一线治疗方案。然而，如何精准选择治疗方案仍需深入研究患者的个体化特点。在我国，许多肝癌患者合并乙肝、肝硬化，以中晚期患者居多，手术机会少，对个体化治疗的要求更高。当前，一线治疗的方案及适用人群多基于Ⅲ期临床研究结果。在循证证据的支持下，可以通过联合局部治疗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
对于中晚期肝癌患者而言，仅靠系统治疗或联合局部治疗可能会面临长期疗效不佳、经济压力大、维持治疗依从性差等问题。因此，转化治疗成为了目前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樊嘉院士的领导下，我们在肝癌转化治疗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献，并形成了《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我相信，转化切除是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重要途径，极具发展前景。
刘连新教授：基于LEAP-012研究，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及TACE治疗不可切除的非转移性肝细胞癌新适应症率先获得了中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该研究严谨地证明了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TACE较安慰剂+TACE可取得显著的临床获益，mPFS为14.6个月vs 10.0个月（HR=0.66，95%CI：0.51-0.84，单侧P=0.0002），从而肝癌治疗带来了新的选择。此前，LEAP-002全人群的阴性结果为TKI+免疫治疗带来了争议，但在中国人群的亚组分析中，TKI+免疫治疗发挥了强大的治疗效果。此次LEAP-012研究显示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及TACE的阳性结果，并登顶《Lancet》，促进了该方案的获批，从而再次证实了局部联合系统治疗的良好效果。
虽然目前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及TACE获批用于中期肝癌，那么在晚期患者中是否能取得良好结果？在转化治疗或新辅助治疗中是否能用更多拓展？值得期待。我坚信，随着肝癌治疗经验的丰富和大型Ⅲ期临床研究的开展，我们将对不同期别的肝癌带来更多选择，并推动我国循证、指南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为更多患者送去福音。
05
《肿瘤瞭望》：转化治疗为HCC患者争取了更多治愈的可能，请您分享目前转化治疗的热点、难点或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在该领域做出了哪些贡献？
李强教授：对于肝癌而言，目前国际公认的治愈性治疗策略包括手术切除、肝脏移植和射频消融三种方法，均可实现治愈。手术切除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且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若肝癌患者在外科解剖、功能和肿瘤学上超出了可根治范围内，如何将其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是临床中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需要进行大量临床试验予以验证和突破。此次APPLE年会上，樊嘉院士介绍了转化治疗的临床经验，分享了所参与的国际临床研究，指出转化治疗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转化率、如何做好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排兵布阵，使该患者既能耐受，又能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此外，我国有许多中心已取得了很好的转化治疗经验，在此基础上，推广转化治疗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黄志勇教授：转化治疗是肝癌治疗的热点话题之一，通过转化治疗实现手术切除，能够为患者带来根治机会。我认为目前转化治疗所面临的难点包括：第一，对患者个体而言，如何选择最好的方案；第二，什么时候是手术切除的最佳时机；第三，如何确定转化治疗后的手术切除范围。上述问题亟待科学地解决，毕竟我们治疗的目的并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在我看来，转化治疗领域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相信在樊嘉院士的领导下，我国肝癌转化治疗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
▌参考文献：
[1]Huichuan Sun，et al.Safety and Efficacy of Lenvatinib±TACE as Conversion Therapy for Potentially Resectable HCC Patients:A Double-arm，Prospective Study.APPLE 202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2，21(2):143-168.DOI:10.3760/cma.j.cn115610-20220124-00053.
[3]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转化治疗协作组.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24，23(4):492-513.DOI:10.3760/cma.j.cn115610-20240228-00135.
樊嘉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肝脏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复旦中山肿瘤防治中心主任
国家癌症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脏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2026)》编写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FACS、ASCO、SSO
长期致力于肝胆肿瘤外科临床诊疗、基础和临床转化研究及教学工作。首创肝癌门静脉癌栓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提出我国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系统解析了肝癌转移复发微环境调控分子机制，建立了肝癌和肝内胆管癌的分子分型及肝癌早诊与转移复发预测模型，并实现多项原创性的临床技术转化。以通讯作者含共同在Cell、Science、Nature、Cancer Cell、Annals of Oncology、Lancet Oncology、JCO、Cancer Discovery、Gastroenterology和Hepatology等发表SCI论文310余篇，H-index 98。作为第一完成人2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作为主要参与者获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荣获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中国医师奖、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十大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劳模)、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中国医院协会院长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周俭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上海市科技精英
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APPLE）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执行理事
上海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5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第一完成人1次、第二完成人2次）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包括共同）发表SCI论文139篇，H-index指数94
刘连新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党委书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首席科学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首席科学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实验与转化医学学组副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微创外科委员会候任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美国外科学院会员(FACS)
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FRCS)
国际肝胆胰协会委员(IHPBA)
国际腹腔镜肝切除委员会创始会员(ILLS)
国际肿瘤和消化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IASGO)
英国肝胆胰协会荣誉会员(GIHPBA)
李强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国务院特贴专家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癌防治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天津市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全国委员
中国医师外科学会常委
黄志勇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亚太肝胆胰协会（A-PHPBA）候任主席
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理事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胆道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胆道外科专家工作组名誉组长
湖北省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Oncology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副主编
临床外科杂志副总编辑
入选“国之名医•卓越建树”榜
获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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